农转非群体是指农村户籍出身但最终获得城市户籍的社会成员。这批农村出身者转换为市民后的地位获得状况是评估城镇化、市民化的关键指标，也是社会开放与公平程度的重要衡量。既往研究提出了“农转非优势”命题，认为该群体的产生不是随机的，他们是经历了户籍制度筛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农村出身精英，因而在进入城市后能够较参照群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这一命题高度强调了农转非过程的选择效应，即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优势对农转非群体地位获得的正向作用。这种基于绩效主义的优胜劣汰逻辑有利于后续研究借鉴，但同时存在对农转非群体自身的分化重视不足，对非正式资源的考察缺位，对结构性约束条件关注不足等可拓展空间。
本文借鉴选择效应视角，同时引入职业场域概念，对农转非群体的地位获得进行基于个体禀赋和职场制约的双重考察。延续选择效应，本文考察农转非群体的形成机制、内部分化，再检验农转非群体是否依然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群体，呈现当前该群体在教育程度等个体禀赋方面相对于城市居民的优劣状况及其对该群体当前地位获得的影响，揭示农转非群体同城市居民相比，地位获得优劣的微观解释机制。基于职业场域视角，本文进一步区分工作单位、职业路径的类型，考察不同工作单位或不同职业路径中，农转非群体地位获得状况的差异，尝试提出结构性约束条件对农转非群体地位获得优劣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同城市居民相比，农转非群体的地位获得与个体禀赋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取决于职业场域对相应禀赋的回报机制。不同的职业场域，资源配置逻辑存在差异，优胜劣汰的绩效主义并非唯一原则。因此，在不同的职业场域中，既往农转非群体地位获得研究所强调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优势并不必然带来地位获得优势。具体分析结论是：（1）农转非群体是分化的，可以划分出基于征地、村转居等城镇化政策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和通过升学、参军、招工、转干农转非的群体。前者是政策性农转非群体，后者是选择性农转非群体，二者在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上，具有不同个人禀赋特征。（2）以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差异是农转非群体、城市居民收入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差异的重要来源。政策性农转非群体人力资本、政治资本欠缺，地位获得呈现普遍劣势；选择性农转非群体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占优，整体上呈现地位获得优势。但是，（3）不同单位类型或不同职业路径对农转非群体，尤其是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地位获得状况产生差异化影响：即便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占优，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收入获得优势也仅存在于私有部门，国有集体企业、党政事业机关中，收入优势不存在。同时，尽管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在专业技术路径与技术管理路径的进入上存在优势，却无法凭借教育、党员身份优势获得行政管理路径上的进入优势；（4）社会资本、家庭出身之类的非正式资源是农转非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掣肘。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同城市居民相当的情况下，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社会资本欠缺导致了该群体在党政事业机关内的收入劣势。在行政管理路径的进入上，该群体的家庭出身劣势则大大拉低了其建立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占优上的进入优势。可见，农转非优势并非普遍存在，而是局部优势、有限优势和相对边缘优势。这表明，户籍身份转换后的市民化过程将是长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有待进一步开放，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也有待根本改变。　
本文有三点创新。一是分析视角的创新。本文提出了选择效应与职业场域的双重考察，在有效借鉴选择理论的正向筛选假说的基础上，首次引入基于职业场域差异的考察。二是解释机制的创新。一方面，本文引入了社会资本及其家庭出身的考察，弥补了既往研究中，非制度化、非正式性资源因素的缺位。另一方面，本文首次呈现了职业场域差异对农转非优势的影响机制。三是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奥卡萨-布兰德分解与倾向值匹配分析创造性地运用于农转非群体的研究中。奥卡萨-布兰德分解方法有利于厘清特征差异抑或特征回报差异对群体间地位获得差异的影响，倾向值匹配分析则可以有效实现将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居民中的禀赋相当者作对比。基于这些统计方法的运用，研究有效厘清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家庭出身因素对农转非群体、城市居民地位获得差异的具体影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