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问题亟需解决。环境问题外部性特征的存在，使其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倡导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由于区域之间的地理邻接以及经济关联性的日趋增强，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与区域集聚性也随之进一步增强。因此，研究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在空间上的分布及演变，测算纳入空间因素后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联防联控治污减排政策措施，建立污染防治的长效联合治理机制，以及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我国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重点展开研究。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总结了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理。环境规制通过产品的供需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量，可能产生“绿色悖论”或“倒逼减排”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三条渠道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量，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而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对污染排放量影响不确定。同时，本文区分了“末端治理”和“源头控制”两种治污思路，构建了包含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次，运用熵值法分别合成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指数，通过计算环境污染的全局自相关Moran指数和局部LISA指数，分析了省际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在空间上的具体分布情况。结果显示，二者在空间上都形成了显著的聚集区域：环境污染严重的聚集区位于环渤海及中部地区，并呈现出向北部延伸趋势，环境污染较轻的聚集区主要位于西北地区，并呈现出向中部地区扩展趋势；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聚集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并呈现向东北方向延伸趋势，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聚集区位于西北及北部地区。再次，运用动态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分析了纳入空间效应和动态效应后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省际环境污染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相关邻近省份环境污染状况会对本省份的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反之亦然；第二，我国省际环境污染存在显著为正的动态效应，具体表现为前期环境污染与当期环境污染显著正相关；第三，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
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现阶段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果显著。但是，纳入　
空间因素后，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减小，表明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下降；第四，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倒逼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显著，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影响外资质量的减排效应不显著；第五，推进城镇化进程对降低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均人力资本并没有带来环境污染的明显减少，经济增长和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环境污染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从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推动地区联合治污，建立长效环境考核机制，重视清洁技术开发，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了降低环境污染的对策建议。